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?

作者:阮一峰

日期:2008年9月22日

鲁迅小说集《呐喊》的自序,有一段有名的话。

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

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,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

这段广为引用的话,我早就读过。想过很多次: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,他真的相信有”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“吗?

印象中,鲁迅似乎从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前途表示乐观的话,哪怕是鼓励年轻人去战斗,也寥寥无几。就算《<呐喊>自序》中的这几句,如果你仔细看,其实也不是鲁迅说的,而是钱玄同说的。鲁迅的作品中,只有悲观、黑暗和孤独,才是随处可见的。

1918年5月,周树人第一次使用”鲁迅”这个笔名,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从那时起,鲁迅似乎就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。没有觉醒的人被吃掉,觉醒的人成了他人眼中的疯子狂人。

1920年,鲁迅在回忆10年前出版《域外小说集》的往事时,这样写道:

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,有一种茫漠的希望: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,改造社会的。因为这意见,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。但做这事业,一要学问,二要同志,三要工夫,四要资本,五要读者。第五样逆料不得,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: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,姑且尝试,这结果便是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......至于上海,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。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,以后再没有人买了。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,已成的书,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。过了四五年,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,我们的书和纸板,都连同化成灰烬;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,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。

大约在那时,鲁迅就已经看清楚了,幻想用文艺"改造中国",不过只是"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",在中国终究会"完全消灭了"。

1923年,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。可能由于对五四运动的成果感到振奋,鲁迅使用了"呐喊"这个积极的词作为小说集的题目。他是这样解释的:

在我自己,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,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,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,是可憎或是可笑,那倒是不暇顾及的;但既然是呐喊,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,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,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,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,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,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可见,即便是那时,鲁迅也不相信光明即将来临。

1926年,鲁迅出版第二本小说集,题目已经变成了《彷徨》,可见他觉得“呐喊”行不通。小说《在酒楼上》是这样结尾的:

我们一同走出店门,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,就在门口分别了。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,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,倒觉得很爽快。见天色已是黄昏,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。

无法逃脱的罗网,这才是鲁迅真正的看法。

1927年后,革命陷入低潮,鲁迅更悲观了。同年,他在编辑完《唐宋传奇集》后,加了一句题记,颇能反映当时的心境。

时大夜弥天,璧月澄照,饕蚊遥叹,余在广州。

满天的黑暗,明亮的月亮遥不可及,只能听任被蚊子咬,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无奈感和无力感吗?

进入三十年代后,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,屠杀革命青年,局势愈发黑暗。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中,这样写道:

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夜正长,路也正长,我不如忘却,不说的好罢。但我知道,即使不是我,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,再说他们的时候的。

这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信心,还不如说是自我安慰。面对残酷的现实,能做的也只有“忘却”和“不说”了。那时的鲁迅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,不如说已经绝望了。

综上所述,我认为,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过,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但是他的伟大之处在于,虽然感到悲观,但是他不消极,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。正如,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在《思想录》中所说:

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,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,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;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。

在绝望中追求,这就是鲁迅。

您的评论

Build by Loppo 0.5.3